怀念母亲的作者(怀念母亲的作者是谁)

1924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苏北泰州海陵，一个普通家庭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几年后，这个出身豪门，被称为“吴小姐的大夫人”的姑娘，成为了我父亲的妻子，把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带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我爷爷家和我爷爷家不一样。我爷爷是从安徽全椒移民过来的。我爷爷是泰州海陵人，家境不错。当时我爷爷家在现在泰州市中心海陵西路的越城广城(以前福音派教堂之间的墙)附近开了一家“吴记”杂货店。可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是蜜罐里的老大。

我妈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执着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了。她吵着要上学，家里人打不过她。她被送到花园的洪私塾学习了几年。我觉得她的学历估计相当于现在小学毕业。当然，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学毕业的女生，也应该称之为“知识女性”。

小时候我妈给我洗脚，然后自己洗。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总是发现她的脚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双脚的两个拇指高于其他手指，紧紧地靠在拇指和相邻的中指上。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我妈告诉我，小时候家里人强迫她缠足。她曾经反抗过很多次，但是因为年纪小，她没办法反抗奶奶。后来民国政府颁布了严格的禁止缠足令，让她摆脱了非人的折磨，才导致她落到了现在的模样。当时我妈还跟我说，你看到我奶奶的脚了吗？如果当时不停止缠足，你妈的脚就像那“三寸金莲”了。是的，每当我看到奶奶尖尖的鞋头，脚踝上缠着黑布，还有饺子一样的脚，支撑着她硕大的身躯做着各种家务，尤其是她手里拿着重物蹒跚而行的时候，我立刻就感到担心，生怕奶奶摔倒。长大后才知道，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但一些陈旧腐朽的东西还会继续害人。

我妈长大了，因为读过书，有了向往爱情，追求自由的想法。我爱上了上大学的帅爸爸。但因为“同基”不同，外婆家坚决不同意。但母亲“小姐”生气了，果断采取了离家出走的措施。外婆家没办法，只好作罢，让阿姨和外婆出面，把父母接进去。在母亲不屈不挠的抗争下，父母的爱终于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建国后，一片废墟。泰州县(当时叫县)政府公开招聘一名打字员，她的母亲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被顺利录取。而已经成为中学教师的父亲，因为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和三个儿子相继出生的客观原因，母亲没能如愿抓住机会参加社会工作，错失了一个国家公务员的职业生涯。

随着第四个和第五个女儿来到这个世界，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从此，“享受”这个词就从我妈的生活字典里消失了，剩下的就是“生活和学习”。

五岁那年，我妈一个人带着我和刚出生还在吃奶的小妹妹，下了南关河，来到寺巷口镇的一个供销社，在供销社的大瓦房东侧搭了个小茅屋，用家里的踩棉机给供销社踩棉花。为一家人的生活找到新的出路。

有一天中午，我妈带我去镇食堂吃饭。突然有人说供销社失火了。我妈一听，立马丢下工作拉着我，疯了似的跑了出去。我跑不到一半，指着肚子喊疼。我妈妈马上叫我去路边的袖手旁观，并告诉我呆在原地等她回来。说完一阵风似的跑得无影无踪。原来，母亲是担心还在供销社家里的小女儿的安全。幸运的是，那天因为天气晴朗，妈妈把常年关在草屋里的小妹妹放进了药桶里，搬出去晒太阳，并请供销社的阿姨帮忙照顾。供销社工作人员引起的火灾，烧了我的平房和棉机。妈妈看到我的小脸毫发无伤，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捧着婴儿的小脸，亲了一遍又一遍。

我妈妈三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变白了。我还是觉得妈妈的白发有一半是因为担心爸爸造成的。我父亲是旧社会的老知识分子。他说话自高自大，不恰当。1957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来，父亲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受到打击，但在经济上受到了降薪的惩罚。这对于当时一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我奶奶在我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母亲对此没有过多抱怨，只是告诉父亲不要说话太随便，以免影响孩子的未来。对于沉重的经济生活负担，她用柔弱的肩膀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她是家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每顿饭吃得最少，每天做得最多的人(白天在厂里干活，早晚做家务)。在最艰难的三年里，她去医院卖血，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要让家里的每个人都活着，一个都不能少。

邻居家的孩子小学或者初中毕业的时候，家里忙着让孩子进厂学个手艺什么的。妈妈总是不赞成这样。她告诉我们，只要你能读书，你爸爸和我都可以养你。如果不能自学，那是你自己的责任。

1963年，我大哥高三，准备考大学。我小学六年级，准备参加初中考试。当时家里还在用煤油灯照明。我大哥觉得晚上开夜车学习不方便，我妈就下定决心借钱装电灯。

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觉，突然被“吱，吱”的声音吵醒。原来我大哥在主室学习半夜饿了，吃着妈妈给他准备的生萝卜！此刻，我意识到我家里的某个地方藏着食物。我妈不想让其他孩子知道这件事，但是她想保证重点。她的用心真的很好，大头菜是我妈当时唯一吃得起的，也是我大哥吃得起的食物，不在当初的计划里。

1963年的最后几天是我母亲最快乐的日子。大哥考上了清华，我考上了江苏泰州中学。我们多年来用实际行动回馈母亲。事后我妈很少表扬我，说我为家里做了贡献。我很困惑。按理说，这个赞应该给大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考上了中学，妈妈表扬了我，我的伙食计划从原来的二十四斤提高到了三十二斤。我妈妈很高兴我为我的家人增加了八磅食物。

1966年5月，我母亲迎来了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就在她二儿子和三儿子准备高考和中考的时候，领导立下誓言，停课闹革命，将无课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此，母亲自己的孩子不识字，教别的孩子识字的丈夫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整天被批判，挣扎。两个儿子虽然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是参加不同派系的组织，甚至在家里也要争吵。1966年8月，我也参加了反对市政府的起义。我妈赶着带我回家，但是不行。母亲不能，叹着气说:“啊！这个人物跟着我之后，我只能一个人回去。

1968年秋冬，“文革”刚过两年，领导又发出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必要的”。于是，母亲急忙去挖空忧，整合家里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给三岁的孩子(二、三、四)打包了一些东西，送到不同县市的三个农村生产队。孩子不在了，母亲丢了东西也无能为力。居民们劝说，虽然离你远，但离伟大领袖更近。母亲听了，茫然地点了点头，无言以对。此时，对她来说，她生活字典里的“读书”二字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1977年，多亏了邓公的小平先生，我的父亲获得了解放，回到了三尺讲台。我和四姐从高邮农村和泰县农村回到母亲那边，被分配了工作。此时，1966年就该上大学的二哥还在兴化农村插队，成了他妈最大的心病:他都快三十岁了，他的前途和未来在哪里？是邓公的小平先生改变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在复工三个月后宣布恢复高考。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后，眼里闪出无限惊讶，赶紧问我:“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我妈喜极而泣。

1977年的一个仲夏夜，二哥从兴化茅山坐船回家，插队的地方，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放在桌子上。当全家人为之欢呼的时候，我妈静静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用长满老茧的手捂着略显苍老的脸，任眼神自由流动。我冲过去扶住我妈的肩膀:“怎么了？哦，妈妈。”“没关系，我开心！”妈妈回答了我，她那布满眼角鱼尾纹的脸，终于在这一刻露出了如花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