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是什么意思(胡人是什么意思?)

——隋唐时期胡人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

胡人是什么意思(胡人是什么意思?)

关于隋唐文献中“胡人”的提法,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虽然他们的观点仍有分歧,但几乎是完美的。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著作太多了。以下是最具代表性、影响力和最新的观点: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评论》中指出,所谓“杂胡”,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九姓粟特胡人。

1.西域粟特人的看法

首先要看粟特人自己对“胡”的理解。中国唐代的姚汝能写了《安史之乱》,里面记录了一段著名的对话:

[舒歌]韩的母亲尉迟氏,也是于阗女。……【安史之乱】指:“我父亲是胡,我母亲是突厥女子。你爹是突厥人,你妈是胡,跟公族挺像的。你为什么不结婚?”[5]据我们所知,哥舒翰是突厥语族土其士下舒歌部落的一员。其父舒歌道元,唐代任安西副都督,驻于阗,娶于阗王之妻,故其母出自于阗王室尉迟[6]。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安禄山家族的起源。从《天宝八年(749)所撰《大唐博陵县北岳恒山上古王之明》一书看,安禄山以昌乐为己郡,邵在《代郭》一书中说云安禄山“实名康”,有可能是其家族从河西走廊昌乐郡(瓜州)迁徙至突厥地区粟特。并嫁给他一个地道的粟特名字,叫“扎提山”,是粟特人roxsan (rwxsn,rwγsn)的音译,意为“光明、明亮”[7]。其“母嫁将军胡安伯,以戍弟”,故以安为姓[8]。所以安禄山说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

可见,在唐代粟特人眼中,于阗人和西域粟特人都是“胡人”。20世纪初以来,敦煌及中亚部分地区出土的于阗语和粟特语文献表明,二者同属印欧伊朗语系东伊朗支,于阗人和粟特人是伊朗的胡人。在安史之乱的概念中,突厥人不是“胡”,粟特人和于阗人才是真正的胡人。

也应该是天宝时期粟特人的著名高僧Bu 空[9]吧。在他翻译的《曜经》中,七曜天有三个名字,分别是胡明、波斯明、天竺明。根据粟特语言学家的研究,胡明实际上是粟特语的音译名[10]。由此,或许可以说,在出生在粟特人的空眼里,胡就是粟特人。

2.西域龟兹人的看法

天宝十三年(754年)再次来到中原的龟兹高僧李严,中唐时期居住在长安广斋寺,以秀才、翰林的身份用梵文写杂名。梵文杂名中,与“胡”字对应的汉字音译为“苏里”,“苏里”应为梵文sulρ[11]的音译,即玄奘在大唐西域的“库里”。玄奘将昭武的九个国家和地区,即从结爽那一直延伸到碎叶城(sāyāb),包括五虎水和腰沙水之间的地区,称为库里(即粟特)。同一个梵文字,易经《大唐西域大和尚传》、《赵璇传》、《易经梵文千字文》、《孙林》、《大智慧论》卷二十五,都是专门讲逐利的。Sulī来自粟特语的suγδik,意为“粟特人”或“说粟特语的人”。是地名suγδa的形容词形式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91

李和玄奘一样,用梵天文化的名称来指代粟特人。其实“苏里”就是粟特人,所以他眼中的“胡”就是粟特人。李炎虽然是龟兹人,但他的说法应该代表了西域佛教国家的普遍看法,也可能代表了印度人的看法,尽管目前我们找不到任何材料表明印度人或西域其他佛教徒谈到了与粟特语相对应的汉语“胡”字。

3.西域于阗人的看法

我们有幸在和田地区古遗址发现的文献中看到“胡”字。

和田丹丹乌赫里克遗址出土的汉文文献D.V .,6(S.5864),大英图书馆《唐大历十六年(781)二月六日谢杰人的思想》中说“阿莫史鸷夏紫湖熟殿阿史那”[13];此外,英国人霍收藏的文献《唐大历三年(768)毗沙都督府六城质合逻辑码铣差》中说:“*(外□内右)称镇守差:德结协人胡字,称[14];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Dx.18921,在《唐代于阗谢杰镇契》中有“胡叔正”的称谓[15];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馆藏文献2006TZJI:036a《唐代于阗某镇案卷宗为畜》,已“请人相见,今称‘苏越门胡舒行’”[16]。第一份文献的作者思略,写“思略”,于阗写思□阿卡,是谢杰当地于阗人的首领。后三个文件应该是谢杰镇。作者部分为唐代地方汉族武官,部分残缺不全,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当地的于阗人还是汉人,都用“胡书”一词来指代当地的于阗语书籍,从这些汉文文献的脉络中可以清晰地读出,与这些汉文文献一起出版的大量于阗语书籍也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在于阗,“胡”指于阗,胡书指于阗语书,胡人应该是于阗人,这和安禄山的事迹是一样的。推而广之,如果有本土粟特人,恐怕也会被称为胡人。

对了,于阗人大概是受梵文的影响,把“粟特语”翻译成了sulī,它的复数是Sū lya,按照李严的说法就是“胡”。sulī一词的含义后来演变为“商人”[17],因为在于阗,粟特人最早是作为商人出现的。

4.印度观点

《宋僧传》卷一《金刚智传》记载:

(金刚之)开元未老,到光复。他欢迎Jionji,并前往建福寺进行迁移。在你居住的刹,你将建造伟大的曼璐道场,由四人执守。大智慧,大智慧,二禅师,无空三藏都是弟子。在洛阳开车后,正月不下雨,五月去了岳灵寺,那里祷告没有回音。是一封通往智慧祭坛的信。于是,使用“no 空 hook”并遵循菩萨法,在住所竖立了祭坛,四肘深,七尊菩萨像绘成弓形。是为了开光而设的,明天会下雨。一行禅师想要等待它。第七天,天空没有浮动。午后,眉心张开,实时刮着西北风,树在飞,云落雨漏,远处惊骇。而筑坛之处,洞穿道场,水淹道场。明,京城人尽皆知:“智得一龙,飞檐走壁。”找来找去,每天都有几千人,很考验坛法。当时皇帝关注玄奘,没有关注空 door,下令让外国的香僧回国,这种情况会持续很久。侍者一听,道:“我是个和尚,不是和尚,也不是和尚。不开悟我是不会去的。”过了几天,他趁机把消息传到雁门,辞职了,皇帝大惊,下手挽留[18]。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唐朝下令驱逐所有外来僧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当时在洛阳弘法的印度密宗大师金刚乘拒绝接令。他说,我是印度沙门,不是迷,不是胡,不用走。在印度高僧金刚智眼中,梵天不同于佛教徒和佛教徒,“佛教徒”是包含在印度以外的外来佛教徒中的。

5.土耳其人的观点

至于中国史料中的“胡”,突厥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突厥《皮尔加尔汗碑》记载:“我十八岁那年,率军攻打Alt [I] [C] UB SO γ DAQ,在那里打败了他们。昂·图图克的50 000多人的军队来了,我与他们在Duq-Bashe战斗,在那里我们消灭了这支军队……”克·吉特碑上的碑文还说:“……他出生于16岁,为加强我的汗叔叔的国家和权力作出了以下壮举:我们率领军队进攻alti cub soγdaq。唐都督五万兵到了,我们接应。阙特勤徒步作战,用武器俘虏了王总司令乔里克,并把他的武器献给了可汗。我们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根据苏联突厥学家Krya stoll (S,G.Kljastornyj)的研究,alti cub soγdaq指“六国”,alti Turkic意为“六”,soγdaq(粟特语)对应“胡”,cub是“国”的对偶[19]。我们从《唐史志》中得知,“刁鲁元年(679),在灵州南界设陆、李、汉、赛、夷、齐等六国,以突厥为家,当时称‘刘虎国’”[20]。这些突厥家族实际上指的是随突厥下传唐朝的粟特人,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敦煌出土的《张俊以唐景云二年(711年)荣誉通告》记载了汉州安神卿、益州草番陀、泸州康口、周琦康畴户等二百余人在景云二年与张俊以一起获得荣誉;据史书记载,开元九年四月至八月反叛唐朝的郡首领康、安慕蓉、何奴、石神女、康铁头、康等人,都是昭武九姓粟特人。考古墓志铭,即洛阳出土的唐代陆湖洲大首领(蒲)墓志铭[22]和宁夏盐池县西北约48公里处的陆湖洲旧址出土的陆湖洲郡人何福君墓志铭[23],都证明陆湖洲从首领到一般民众都是粟特人;还可以参考诗人李益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所写的诗,如《去城送人赠六国胡尔歌》、《军夜北饮马磨刀石》[24]。突厥碑文用Soγdaq (sogdia)对应“胡”,可见突厥人眼中的胡就是sogdia。

6.初唐时期汉人的观念

前人已经为《史记》中的相关材料提供了佐证。这里是敦煌写本中唐人的用法。S.367《沙州益州地理》云:

石城镇,今汉楼兰国。隋治鄯善镇,隋乱,城被弃。康在(627-649)时,康国会领袖康延典东来,就住在这座城市里。胡人紧随其后,由于定居,它也被称为何典城。675年,改为石城镇和丽莎府。屯,西至石城镇,一百八十里。在胡的西面,有一个大城市鄯善,因此它是一个小城市鄯善,现在它也是屯城。新城,东距石城镇200里。康颜殿居鄯善,故先建此城。因其名为新城,汉为弩城。蒲城,石城镇南四十里。由康颜殿所建,城内种有桃树,故名桃城。萨皮城,离石城镇西北四百八十里。由康彦典建造。它的城市在萨皮兹[25]附近。《沙州益州志》是晚唐光启元年(885年)的抄本,但最初是根据所撰《沙州图经》的正式修订,并在武侯、开元略加补充。这里用康颜典,应该是粟特郭康的胡人,所以这里用“胡人”来指代粟特人是显而易见的。“新城”也叫“弩之城”。其实“弩”是粟特人nwc(意为“新”)的音译。

7.晚唐时期的汉人观

敦煌出土了一部藏汉词汇(P.2762=P.t.1263)。因为背面是《张淮渊碑》的抄本,结合词汇表的内容,可以推断这应该是吐蕃统治后(848年后)回师时期写的手稿。藏语前后都有汉语对应词,说明应该是汉族人使用的文字。有[26]:

博德·特凡

Sog-胡珀

阿扎推浑

德鲁古维吾尔语

伦杰龙王

这里的Sod博是古藏语中的“Sod”一词[27]。由此可见,Sod在晚唐时期被敦煌人视为“胡”,而其他回鹘、吐蕃、吐蕃,甚至来自西域焉耆的龙族都不被视为胡。

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可以认同前人对唐代胡人的定义,即广义的胡人是指所有在西北的外国人,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体系中的胡人。具体来说,狭义的胡人主要指说伊朗语的波斯胡人、粟特胡人和西胡人(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的人)。现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狭义的胡人是指粟特人。这可能不是一个独创的定义,而是因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的游牧政权中数量最多,是惯例使然。因为这些地区的人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逐渐有越来越多的“胡人”披上了粟特人的外衣,甚至有的。

唐代文献中出现了以下带“胡”字的名词,如胡卜、胡胡、、杂胡、杂胡、、兴胡、商胡、贾胡、、胡将君、胡醉、、胡妈、胡、、胡、、胡、胡二、胡己。

注意事项:

[1]陈寅恪:《论唐代政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页21-23。

[2]爱德华·H·斯查费,《撒马尔罕的金桃》。《唐外来物种研究》,伯克利1963年,第4—5页;吴玉贵《唐代外国文明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页。

[3]盛泰孝夫的《唐代にぉける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と123佛教世界地理》

[4]Mare S.Abramson,《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5]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3年版,第14页。例如,参见普利布兰克,《安禄山复活的背景》,伦敦,1955年,第11页;罗伯特·德·罗图斯标点翻译:histoire de ngan Lou chan(ngan Lou chan chetsi),巴黎,1962年,第120页。

[6]《旧唐书》卷一○四《葛传》;《新唐书》卷一三五《葛传》;参见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中国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7]这是伊朗专家W.B.Henning的意见,见蒲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5-16页。

[8]《安史之乱》标点版,1页;罗伯特·德·罗图斯标点符号翻译第2页和蒲立本引文第7页。

[9]关于粟特人起源谁不是空的最新意见,参见中田美雪《No空のソクドドとクド》,《东洋学刊》2007年版第89卷第3期第30期

[10]F . w . k . müller,《中国古代文学研究》,SPAW,第二十五卷,1907年,第458-465页;吉田裕太的ソクドでされたたたさささたたささささささささ𞍽さ1237

[11] Marquart (J,Marquart)认为它是Bolobo中Sū lik的对立面,见mar quart(Chronology des Altturkisechen Inschriften),莱比锡,1898年,第56页。

[12]关于梵文杂名的以下证明,有很多理论家。本文主要依据张光达《唐代流湖洲等地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71页注1;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流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5页,注1。参见森安孝夫《唐代佛教的世界地理》,第4-7页。

[13]沙智,吴芳思,编。《斯坦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14]霍姆勒“关于英国从中亚收集古物的报告,第二部分”,《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LXX.1 (1901),第1号,1902,pl。Ⅲ;张广达、荣新疆:《唐大历三年三月铣模跋》,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据笔者《于阗历史丛考》(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5]张广达、容新疆:《西藏和田出土汉文文献考辨》,《圣彼得堡敦煌吐鲁番学》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以及《于阗历史丛考》(修订版),277页。

[16]荣新绛、、孟主编《吐鲁番新出土文书》,中华书局,2008年,第359页。

[17]荣新疆:西域粟特移民考略,马大正主编《西域调查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8-161页;作者《中世纪中国与外国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21-26页。

[18]昝宁:《宋高僧传》卷一《唐洛阳光复寺钻石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

[19]S.C.Kljastornyj,”上亚西亚的殖民地”,乌拉尔-阿尔泰山,第33期,1961年,第95-97页;张广达:《唐代流湖洲等地昭武九姓》,作者文本、形象与文化流传,第83-84页;见森安孝夫的引文,第5页。

[20]《元和县志图册》第四卷《新幽州在关内道》,中华书局校本第一册,1983年版,第106页。

[21]朱雷:《敦煌〈唐景云二年张俊以公告〉后记》,《中国古代史论文集》,1982年第3辑,第331-341页。

[22]赵振华和朱亮:安普墓志铭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页37-40。

[23]《文物》,1988年第9期,第56页。

[24]《唐诗全集》,第282卷,中华书局,1960年,第3211页。

[25]池田文:《沙洲图略论》,《朱博士也记东亚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91-93页。

[26]A.Spanien et Y.Imaeda(编辑),第二卷,巴黎,1979年,第525页;盛泰隆夫著《チベツトにすれゐととァジァァァァァァァァァӡӡӡӡ荣江的龙甲考》,《中亚研究杂志》,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

[27]方莉—桂,“西藏Sog札记”,《中亚杂志》,第三卷,第2期,1957—58,第139—142页;杨明:《古藏文文献中索布字再探》,《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00-103页;《索普源流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第88-98页。

注:本文原文提交于2008年10月11-12日安甘陵博物馆举办的“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研讨会”演讲。现略作整理,提交大会议事录。请指正。完成于2008年11月9日。

(来源:土星标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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